学史明理颂党恩 增信崇德开新局
——从革命时期运城地方党史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市委党校市情与发展研究室教授 谢殿铎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个重大问题已经由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理论和实践所证明。借庆祝建党百年，全市党员干部认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笔者从运城党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片断论述这一重大历史命题，以使我们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第一，炽热的爱国情——早期河东进步青年的爱国主义运动为运城党组织建立奠定了思想和干部基础
爱国者未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者必定是爱国者。中国曾以创造人类辉煌文明闻名于世，但自清末以来，却长期遭受列强野蛮侵略、饱受奴役。所以，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思想传统，以爱国主义情感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构成鲜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重要内容。
河东自古物阜民勤，凡能就读于近代新式学堂的子弟，一般为家境殷实的富庶人家。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时，地处北方内陆地区的运城，依旧处在军阀阎锡山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当时，许多学校依然为学生灌输“学而优则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孔孟之道，不许学生关心国家大事，致使文化教育界一潭死水、僵化禁锢。教《国语》的教师整天摇头晃脑“之乎者也”八股腔调，令人生厌；教历史课的，只会闭目塞听地背诵朝代顺序和皇族谱系，至于“集会出版结社、民主自由科学”等新潮思想闻所未闻。有幸的是，一些在省城太原就读的运城籍学生，在党的启发和组织下，他们革命思想逐渐确立，加入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和工人罢工斗争。1923年，安邑籍进步青年姚錞（太原国民师范学生，山西省第一批团员之一，盐湖区泓芝驿镇东杜村人）利用担任太原团组织创办的“晋华书社”经理之便，时常给我市一些公立学校的进步学生邮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印刷品。曾在运城平民中学等地任教的进步教师徐亚桑（徐梓，临汾人，1919年为山西省赴京声援五四运动的代表之一，早期中共党员）便在进步学生中指导和传播这些进步思想，鼓励学生关注时事焦点，关心国家前途和民计民生。猗氏、河津、夏县、芮城、万泉、垣曲等地一些考入省城公立学校读书的进步青年，也时常利用假期返乡与昔日同窗好友一块阅读进步出版物，议论时事政治，探讨救国真理。如在太原省立一中就读并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王鸿钧（猗氏县楚侯村人）、邓国栋（河津县东黄村人）等人，先后到运城省立二中、河津县高小指导同乡好友，联络更多进步学生组成“读书会”，勇敢传播马列主义思想。为活跃政治氛围，王鸿钧还给省立二师进步学生教唱《青年团歌》：“通红的火炉烤尽了我们的血汗，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由他人强占。可是，我们从这中间，锻炼出许多战斗员；战斗啊！我们是工人和农民先锋队员……”以及由李大钊同志编写的《黄海歌》“黄人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人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类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洪水纵滔天，只手挽狂澜，方不负石盘铁砚，后者前贤！”这首带有鲜明反帝自强色彩的爱国歌曲，一时感动无数师生。王鸿钧一边教一边带着深厚的爱国情怀演讲：“同学们，青年同胞们，为什么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强大的中华屡屡遭受洋人欺负，是我们穷吗？是的，可是比贫穷更可怕的，是我们国民一盘散沙，不团结啊！国家的事我们要管，就从我们，从大家做起，团结起来，为了国家……”讲完，他又教唱了。许多学生唱着唱着情不自禁满眼泪花……这期间，进步教师徐亚桑也通过老乡段嘉绂联系二师一批思想进步的学生，发动大家为“读书会”集资订购《独秀文存》《中国青年》《新青年》《觉悟》以及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等进步社科图书。
发生于大革命洪流中的“五卅运动”，对我市进步学生影响至深，使他们到了真正的革命斗争“洗礼”。1925年5月3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为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同胞而在南京路掀起浩大的游行示威，竟然遭到英租界巡警武装干预，造成大量同胞死伤，演变为震惊全国、影响极大的“五卅惨案”。为声援和资助上海人民反帝爱国斗争，中共中央号召各级党组织深入城乡建立“沪案后援会”。在太原学联的领导下，运城各公立学校进步师生奋起响应，成立运城教育界“沪案后援会”。进步学生迅速深入各县农村，有的同学声泪俱下声讨帝国主义暴行和反动军阀政府的腐败，万泉县的一位同学讲着讲着就哭起来：“自己的政府没本事不争气，东洋人、西洋人串通一气合伙欺负我们的同胞呀……”深受感动的农民群众纷纷现场为死难同胞募捐。各县具体数量不等，平均每个县约为700块至1000块大洋。须知，当时作为人均10多亩薄地的纯农业区，运城农民一年户均收益不过100块至450块大洋。所以，“沪案后援会”的革命活动是对运城党组织和党员影响至深的一场大规模爱国运动。当时，运城党组织虽未建立，但在进步师生炽热的爱国精神感染下，人民群众爱国行动为日后运城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广泛社会基础。
“五卅惨案”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河东广大进步学生舍弃个人优越而稳定的生活环境，在爱国斗争中经受淬炼，自觉担当起拯救中华民族的“道义”，为我党在运城建立提供了干部人才。
1931年，日本发动旨在侵占我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但蒋介石集团出于一己私利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绝对不抵抗”政策。之后，在党的领导下，国统区爱国学生持续不断地掀起抗议当局不抵抗政策的游行示威运动，他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东三省、还我青岛”，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运城学生深受影响，奋起响应。从1932年到1936年，连续5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来临之际，运城二师（1933年改称运城师范）党组织都要通过运城学联、教联、社联（社会科学联盟）、左联，以及“反帝大同盟”等党的外围组织，发动城内的省立运城二中、二师，以及周边各县公立学校的广大师生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爱国游行。特别是1935年，北平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消息传来，运城师范师生群情激愤，随后整队向市区街道游行，有的学生声泪俱下控诉日军的暴行；有的咬破食指书写下“还我东北”的血书；有的学生以“七尺男儿身，愿为故国捐”为题，诉说自己的前途与民族利益的关系。
1936年秋，在上海加入党组织的武克仁（荣河县人）回到运城创办“生存书店”，经销进步书刊。他以书店为掩护积极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队员，运城城内6所学校和荣河县一高、三高，以及临晋县蒲坂中学等校进步学生纷纷响应。经过一年的发展，全市民先队员达到200余人，全国“民先总队”在运城建立起民先晋南区队部。
第二，鲜明的阶级性——运城共产党人勇于为民请命、捍卫人民利益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公开宣称，它的哲学理论只代表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西方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在我党革命时期主要是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运城第一批党员虽然都是先进知识分子，但他们经过严格的党章和纲领教育，残酷的工农运动斗争锻炼，已经肩负起为河东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使命。
为民谋利必先立党。1924年冬，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王鸿钧、邓国栋相随来到闻喜县中学第一附属高小，在进步教师徐亚桑联系下找素与青年团有联系，并且思想进步的崔景蓉等同学，经过一番政治教育，发展他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我市最早的一批团员。1925年冬，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崔锄人（河南南阳人）在王鸿钧（时任太原地执委组织部长）、邓国栋（时任太原地执委职工运动部长）的陪同下到运城建党。他们通过王鸿钧考察了解了省立二中一些进步学生，发展祁金兰（夏县人）、冯彦俊（冯天祥，夏县人）、王月春（猗氏县人）、乔晏惠（吉甫、乔子甲）4名学生为我市第一批党员。1926年夏，我市第一个党支部——运城支部建立，由祁金兰担任支部书记。这是我党在运城第一个组织。
1927年7月，汪蒋合流背叛革命，阎锡山也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在山西大肆进行“清党”。全省各地大革命高潮中建立的党组织均遭到严重破坏，河东地区只剩下一个三人支部在运城东街以卖菜为名进行隐蔽活动。党组织在驻运省委特派员指导下，放弃城市工作转而深入农村，领导农民群众与土豪劣绅侵害群众利益行径作斗争。安邑反动县长郑裕孚，为官8年，贪赃枉法，早已民愤四起。1927年7月下旬，中共安邑县委决定召开大规模斗争大会，遂以“鸡毛信”向全县各区村和全市各县党员同志发出紧急通知，郑裕孚慑于民威化装成农民模样弃职逃往太原，托付人称“二县长”的红笔师爷的裴静安代为受过。8月初，安邑县万余农民参会，来自各县的20多名党员代表在省委特派员郭巨才和河东特支领导下，纷纷登台愤怒控诉反动县长的累累罪恶，提出将郑裕孚积年来贪污的民财“物归原主、钱还本人”，替安邑人民支付10年钱粮，在县城竖立“天下第一贪官郑裕孚”石碑。“二县长”裴静安跪磕如捣蒜，悉数答应群众要求，当场退赔群众4000多元现大洋。
此后不久，猗氏县也掀起一场更大规模的农民进城反对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的革命事件。事件起因系猗氏县反动县长牛诚修与把持县财政劣绅刘廷训、资本家王万年等人，合谋将两年前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为“沪案后援会”所捐的800块大洋私自放贷谋取暴利，待猗氏县党组织需要支取时，竟然态度蛮横拒绝支付。1927年6月下旬，根据中共猗氏支部的指示，该县在太原就读的进步青年返乡，组成清算劣绅贪污沪案款项斗争领导小组。党组织一面通知猗氏县东西南北四社各村群众代表为全县斗争大会作准备，一面利用杨老六戏班在嵋阳镇演唱间隙，由特支书记冯天祥站在舞台向群众控诉贪官污吏罪状，指出群众受苦受穷的根源是因为土豪劣绅的剥削。顿时，台下百姓群情激愤，纷纷要求法办劣绅、逮捕贪官。经过一系列精心准备，在党的广泛号召和领导指挥下，8月27日（农历八月初一）凌晨5时许，猗氏县东西南北四社一万多名愤怒的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向县城，全面清算贪官污吏积年罪恶，要求他们吐出人民的血汗钱。面对怒不可遏的群众，被百余名地痞流氓和反动军警保护着的反动县长不仅不认罪，反而有恃无恐，下令向群众开枪，致使1名农民群众当场身亡。随后暴徒们用棍棒和铁器向群众大肆挥舞，致60多名群众受伤。猗氏县城重大血案发生后，党组织立即向全省全国学联通电，获得社会舆论强烈支持，阎锡山害怕局面不可收拾，迅速指派运城盐运使崔文征与兴业钱局经理薛仕选与党组织协商善后。最终，党组织代表猗氏县人民提出的正义要求全部得到满足，反动县长及警佐被撤职查办，干预县财政的劣绅被处罚一万余元，抚恤死难群众和受伤百姓1000元。此次民国十六年“猗氏县八一农暴”事件在中共党史上留下闪光的一页。
与此同时，省立运城二师党支部为了更好地把盐池工人组织起来，维护他们自身权益，派遣党员打入盐池工人中间，以“短工”名义分成四个小组与各场工人实行“三同”，夜间在如豆的灯火下与工友们促膝谈心，按照马克思主义《资本论》原理，用通俗的语言启发工人群众阶级觉悟，给他们讲解共产党的性质和革命方式，教育他们只有跟着党闹革命才有希望彻底翻身。大革命失败之后，在局势日益严峻的关头，党组织火线发展3名盐工为党员，并建立了隐蔽的盐池支部，负责与资本家进行日常斗争。1928年春，晋南大旱，粮价急剧上涨，小麦由5元/石涨至25元/石，农村许多人家卖儿卖女，四处乞讨，河南、安徽一带农村灾荒更加严重，而盐场资本家却一心趁机赚钱，不顾工人死活每个月只发给他们2.7元工资，连一斗米也买不到。中共河东特支委员便以短工身份进入盐池，与盐池支部共同策划组织发动工人与盐池当局进行经济斗争，资本家看到“卞合兴”“刘集成”“郭张先”等工场1000多名工人团结一致，又考虑到当时正值修畦子的关键时节，被迫答应给工人增加工资，并给每位工人宿舍增加了板床，同时改善了伙食和家属来访的必备条件等，有效维护了工人阶级利益。此次罢工斗争的胜利，盐工们切身体会到共产党的领导和自身团结的力量。
民国十八年，晋南旱象依旧，许多群众离开家乡外出乞讨，剩下行动不便的老幼啼饥号寒，而一些土豪劣绅却乘机勾结官府、大发国难财。兴业钱局总管薛仕选（解县车盘人）、经理张麟芝（龙居镇王南村人）、盐池中场场长兼维新医院院长关炳祥三人结成财团控制了河东经济命脉。他们以赈济灾民的名义指使河东道购买车辆运粮，粮食运回，却暗中囤积起来、高价出售，还丧尽天良地把灾民的儿女卖到外地赚钱。运城二师党支部闻讯立即发动学生上街游行，向广大市民群众揭露这伙贪官污吏令人发指的罪恶。有学生当场将题为“个中利害”的讽刺漫画张贴于街头：薛仕选翘着屁股，关炳祥提着一只油罐往薛仕选屁股上抹油，张麟芝跪下用舌头舔。一时，围观群众纷纷谴责贪官的恶行。阎锡山获悉，下令将薛仕选查办、关炳祥革职，所购车辆没收，赈粮则以“开设粥场”为名由张麟芝拉走。
为求生存度荒年，解县硝池滩附近村民被迫下池捞盐，卖盐谋生，却遭到盐池巡警队的殴打、罚款和拘禁。中共河东特支立即制订了领导解县灾民捞盐斗争方案，党组织拟定斗争纲领，张贴布告，公开支持饥民们奔走相告，动员更多的亲戚朋友统一下池捞盐；接着，党员散发传单，鼓舞群众斗争士气“天旱群众为盐池铲盐，雨涝池水淹没民人庄田，硝池滩是农民的滩，农民捞盐有理，盐警镇压有罪”“走走走，下到硝池去动手，干干干，打死盐狗比屁淡！”党的领导成为革命群众的主心骨，此次捞盐群众不仅有盐池南北各村农民，猗氏、万泉等县群众也闻讯赶来。盐运司警察看到革命群众的巨大威力也只好站在那里干瞪眼。
1936年3月，长期处于隐蔽斗争中的河东党组织负责人嘉康杰，获悉长征到达陕北的工农红军已经进军到侯马一带。他立即组建红军晋南游击队，用染红的棉布赶制了一面绣有镰刀斧头的军旗（此旗保存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在中条山举行大暴动，消灭了夏县五区和二区的反动武装，同时发动贫苦农民进行“分粮食、烧契约”运动，嘉康杰带头焚烧了韩家岭自己庄园内保存的契约，穷苦百姓大为感动。晋南红军游击队的革命声浪与河东共产党人嘉康杰的声誉波及到中条山各县和晋豫边区。此次暴动虽失败，但却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抗战初期，撤退到临汾的中共中央北方局给山西省委下令：20天之内扩军1500人。省委秘书长张稼夫跟着嘉康杰每到一地，人民群众听嘉老师说八路军就是当年中条山上的红军，他们出于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信任，纷纷让自己的孩子参军，仅半个月就超额完成任务，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称赞嘉康杰是河东群众的领袖。
第三，信念的坚定性——在艰难困苦和危险环境下始终保持顽强的毅力、乐观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伟力，只有通过一批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无论在什么样的恶劣情况和艰险的环境都对共产主义坚信不疑的共产党人，与反动势力不屈不挠坚持斗争才能体现出来。运城早期的共产党员正是这样一群特殊的群体，嘉康杰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嘉康杰在大革命失败，山西一片白色恐怖，许多党员同志被捕遇害，一些党员消极脱党的危难时刻，却毅然加入党组织。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由于党内接连出现罔顾敌我实力一味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的“左倾”错误，致使宝贵的革命力量受损，全党处境十分艰难。嘉康杰因为多处举行暴动，遭到敌人重金悬赏通缉。在党组织长期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被迫隐蔽在中条山险要地段，好多年不能公开活动，全靠内线党员晚上给他送饭。在风声最紧的那一段，由于10多天无法送饭，他饥饿难耐，啃光了周边的草根，喝不上水，只好吸吮山崖下的湿土。衣服破烂不堪，蓬头垢面，但他依然初心不改，经常用南宋吕祖谦著的《东莱博议》里面一句话来教育党员：“尔之诈虽万而不足，吾之诚守一而有余。”学生金长庚不解其意，他打比方解释道“阎锡山对百姓狡诈奸猾，敲骨吸髓，即使调动千军万马抓我也嫌不够；我以身许党，赤胆忠心，为了群众，虽一人应对敌人也绰绰有余”。他还鼓励党员，阎锡山越是猖狂追杀，越说明他即将灭亡，大家等着好消息。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深感动河东党员和革命群众。
运城的共产党员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即便身处复杂环境，也一尘不染。抗战中后期，我市成为敌我争夺区，党的活动必须执行隐蔽斗争方针。为了发展抗日武装，需要一些有条件的党员同志打入日军和顽匪内部。这些同志身处灯红酒绿的环境，党组织不间断开展保持党性和共产党人气节教育，为防止一些党员因羡慕敌人的生活意志衰退，党组织一发现苗头就立刻敲响警钟或采取断然措施。这些党员始终红心素裹，保持着共产党人本色，实属不易。
第四，事业的民众性——运城共产党人得到最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1947年4月，运城周边绝大多数县均已解放，反动的伪专署武装、十几个县政府武装，连同地主武装纷纷龟缩于运城这座孤城负隅顽抗。周边各县翻身的农民群众听说我军要攻打运城，他们纷纷表示甘愿为我军准备粮草，运送弹药，提出“前线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临晋县翻身农民杨喜娃带头捐献全部家当支援前线，临晋县委就立即掀起“杨喜娃运动”。运城城小但易守难攻，周边全是开阔地，没有隐蔽物，阎锡山的伪专署武装与十几个县政府的官员，加上蒋介石嫡系部队一部共1.3万余人全力死守。为减少伤亡，我军制定了坑道爆破战术。坑道作业需要大量木板遮挡沟壕，安邑和周边县农民便慷慨支援了17万块门板，以至冬节天寒地冻，家家“夜不闭户”，老人孩子受冻挨饿，但他们为了解放军早日拿下运城毫无怨言，致使广大运城前线指战员背上沉重的“门板包袱”。他们坚决表示“打下运城，回报人民”！除此之外，安邑人民还奉献了大批其他战略物资，计有大檀22236根、大梁近2000根，木椽2万根，其他各种木板378片，木料1300多根。为了让前线的指战员们便于挖掘工事和攀登城墙，安邑人民又陆续贡献铁锹3900把、镢头9100把、梯子194个、大粗麻绳3341条。为了保证部队食宿，安邑农民捐献了大量的炊具和床上用品，包括苇席3341片、裤子2900条、粮食口袋9300多只，大锅526口，碗2061只，大盆687只，木桶739只，木笼344套等。
运城人民的倾力支援，极大激励了我军广大指战员，他们发出“誓将‘门板包袱’化作为运城人民献城的动力！誓死拿下运城城”！终于在12月28日凌晨，我军按计划迅速堆放好炸药并及时引爆，“轰、轰、轰”几声巨响，运城东城墙瞬间被我军炸开20多米长的一道豁口。顿时，在我军冲锋号令下，几千名战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前仆后继，用血肉之躯死死地挡住了敌人的反扑，终于全歼守敌，运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如果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话，运城解放之路则是人民用门板铺就的！
地方党史同样是一部教科书，是最好的营养剂。抚今追昔，饮水思源，通过回顾我市党史，我们要增强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崇尚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扬革命先烈的拼命精神，实现我市高质量发展。
（稿件来源：市情与发展研究室；稿件作者：谢殿铎）
本期编辑：李咪
